任何以度過危機或者刺激經濟為主的“財政措施”都會是臨時的措施。無論是家電下鄉，還是節能補貼，這類政策退出市場只是早晚問題。但是，企業的經營卻需要繼續下去。

    政策紅利對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不僅僅體現在企業的“成長結構”：在政策紅利期更為傾向于“數量型”這一點上。紅利政策還會對未來市場產生“提前消費”的現象（透支市場）。同時，在紅利政策退出之后，強勢品牌的“競爭優勢”也將更為明顯。

    以上這些“紅利政策”對家電市場的影響具有普遍性，并不是只是對奧馬這類三線明星企業影響較大，對海爾這類大型家電巨頭影響也會很大。而且，紅利政策的負面效應也不單單是中國市場的產物。

    比如，日本三大彩電企業，夏普、索尼、松下在過去的兩個財年內交出了“有史以來”最不光彩的業績表。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國內彩電市場，數字節能電視補貼政策的退出影響。研究認為，日本這一政策雖然“力度大”，對相應產品市場發展的推動作用明顯，但是在其到期后的負面影響也更為巨大：甚至部分時段日本國內市場彩電銷量下滑超過一半。再加上國際市場金融危機導致的消費低迷，日圓升值導致的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共同構成了日本三大彩電企業“危機”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市場都會面臨一個金融危機導致的消費低迷，和金融危機后各國經濟刺激政策，最近兩年紛紛到期退出導致的“市場萎縮”和“品牌擠出”效應。此外，人民幣的升值，也對國內以代工為主業的家電廠商擁有一定的市場沖擊。

    在以上這些不利因素上，海爾、松下或者奧馬都不能成為幸免者。主要的區別在于各企業所處的市場環境、產品市場構成不同，因此受到的負面影響的構成結構也不同；各企業自身實力水平不同，因此各企業對“紅利政策退出”的擠出效應的承受能力、應對能力也不同。

    在奧馬身上，以上種種不利因素的集中反映則是：庫存的提升、管理成本的上升、代工市場競爭的激烈化，以及品牌客戶變得“更為挑剔”導致凈利潤水平的下降趨勢。這些變化都系統的反映到了奧馬的2012年財報和2013年一季度報上。雖然奧馬整體還是一個增長性的企業，但是其面對的“結構性”難題：比如成本結構、渠道結構、市場結構和自身制造產業鏈結構問題，卻由于市場環境的變化而在發酵。

    對于以上問題，筆者更愿意稱其為“成長的煩惱”。因為，這些問題的出現雖然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背景，但是更多的卻是一個企業和品牌成長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即便沒有政策紅利、沒有金融危機，奧馬也會遇到這些問題——因為奧馬在不斷的成長和壯大。它所需要的只是策略、時間和市場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