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東方模式的特點

    最近消息表明，日本半導體顯示產業已經找到了適合于其自身的OLED面板發展模式和產業主體：這就是成立不足兩年的JDI。日經新聞5月26日報導，索尼和松下的OLED項目資產將和JDI的相應資產整合，構建日本半導體顯示航母的OLED面板事業主體。

    這使得JDI這家號稱全球中小面板市場領域占有率第一的企業，再次站在了全球面板行業的“戰略中心”。不過，與西方自由經濟學者倡導的自由經濟學說、以及與另一些學者對中國國有企業的競爭力，特別是中國半導體面板企業京東方的競爭力的批評不同，JDI這個日本半導體顯示企業的本質正是一家類似于京東方模式運作下的企業。

    某種意義上，京東方的經驗已經成為“后進生”在半導體這等高技術密集、高資金密集、高市場競爭的產業，“脫穎而出”的全球經驗。

    京東方成功的秘密可以概括為如下：利用市場自由和自愿的原則，依托產業技術和產業市場愿景，以擅長長期戰略投資的政府或者產業資本、產業利益為紐帶，充分利用市場調節和政府協商兩個行為推手，構筑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集中力量保護和升級弱勢產業”為目標的“政治利益、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共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企業轉型升級的“中國模式”。

    第一， 京東方自參與全球面板行業大格局競爭以來，投資巨型項目五個以上，總投資額度超過千億元，其中大部分資金來自于“政府、國企、國有銀行”。這充分體現了國家經濟運作的集中力量“攻堅克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勢。

    第二， 京東方的千億資金投入，并沒有依托任何行政性的命令，而是完全市場化的行為。無論是北京、合肥還是重慶政府的參與，都體現了對自由經濟規律的尊重和運用。其中，京東方自身的市場主體價值得到了巨大體現。整個項目運行過程中，是這個在資金和資源上處于劣勢的“市場主體”起到了支撐作用和管理者角色，而不是政府行政命令主管一切。

    第三， 京東方模式是產業利益、國家利益、企業經濟效益合一的模式。其中既有經濟組織擅長追逐短期利益的因素，又有政府和政策性銀行資本，善于追逐長期戰略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因素，是典型的共贏模式。

    第四， 京東方半導體產業是資金和技術結合的典范，是高新技術行業，國內企業追逐國際先進水品的標桿。產業技術進步的巨大市場預期，是京東方的任何項目投資得以成立的前提；京東方提供的一系列有效的技術創新控制力，是實現自身產業地位的基礎；而集中力量促成國內弱勢產業升級則是政府和全民的強烈愿望。這些條件的統一和市場化運作，是京東方成功的不可或缺因素。

    京東方模式，本質上也是國內另一家面板巨頭華星光電的成功模式：這個模式的核心是企業與政府的互動，經濟利益與產業利益的互動，技術夙愿與資本夙愿的互動。這在全球范圍內，幾乎是創造了一個產業升級和戰略實現的新方法，是特殊的社會主義中國經濟模式的重要組成和體現。現在，這個方法也被日本企業運用了。

JDI整合日本半導體顯示的主體

    全球最大中小尺寸面板廠Japan Display Inc(JDI)的前身是索尼、東芝(Toshiba)及日立(Hitachi)的中小尺寸面板事業。2011年日本電子企業渡過了一個有史以來最悲慘的會計年度。索尼、松下、夏普等巨頭無不爆出歷史最高的巨額虧損。其中，液晶面板項目是重災區。

    導致日本相應企業虧損的原因很多：匯率變化、福島地震、韓國和大陸地區企業的競爭（2011年是大陸地區面板業產能集中爆發的第一年）、以及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市場疲軟……但是，無論原因多么復雜、問題多么難解，日本產業界最棘手的一個問題還在于“產業內耗嚴重”。

    一方面，日本是液晶顯示應用成熟的發源地，具有最完整的產業鏈優勢，在面板制造領域主要電子企業都有涉及，可謂多點開花；另一方面，隨著全球面板行業進入高世代、大規模競爭階段，日本企業之間競爭突出、合作不足，產業資源和力量分散，單一企業難以承擔起“產業升級大任”的劣勢也開始顯現。

    所以，趁著“日本半導體顯示產業最易黑暗時刻”，由外部資本強力主導，構筑新的產業競爭平臺，最大程度消除內部競爭和內耗，獲得面向國際市場更大的產業話語權的JDI就誕生了。

    JDI的第一大股東，發起人和實際控制人是 日本官民基金“產業革新機構(INCJ)”：實際有日本政府設立并控制，是日本政府干預制造業經濟的主要手段之一，這家機構的所有行為，難以避免政府的烙印。其社長能見公一公開表示：INCJ不是為了賺錢而存在，如果有市場需求找到我們，或者我們認為有必要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的話，也會主動出擊。這段談話表明，INCJ的市場目標就如同我國克強經濟學提出的“產業升級”。雖然INCJ不動用政府資金，但是其具有的任務特色，依然是政府性的。而且是一個主動出擊為主，主動干預產業經濟的組織。

    在整合了日本幾大巨頭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產業之后，JDI今年又把觸角延伸到了OLED項目上。由于日本液晶產業在前幾年的低迷，導致在下一代面板OLED產品上普遍投入不足，進度不僅落后于韓國企業，也落后與我國臺灣和大陸地區的產業同仁。這給予了日本半導體顯示產業很大的危機感：再此背景下，由INCJ出面，以JDI為平臺，進行產業整合是最好的選擇。

    甚至，筆者認為2013年年底，松下和索尼OLED項目合作計劃的突然結束，就是為了能夠在今年更為順暢實現以INCJ為推手、JDI為主體的新產業整合。雖然現在的新聞報道稱JDI的目標依然是中小面板產業，但是產業升級由小及大是在自然不過的結果，更何況高世代線用于中小尺寸產品切割已經是行業內的通行做法：JDI沒有任何理由保持例外，或者堅決不投資大尺寸線。

JDI在本質上是另一個京東方

    了解了JDI的形成和運作機制，就能更好的理解其“京東方模式的本質”。

    第一， 自由市場的推手作用，依然是JDI成立和運行的基礎。雖然INCJ這個調解人不能缺少，但是，如果沒有日本電子產業的困難期、沒有巨額虧損、沒有OLED項目的全球落后（技術上并不落后多少，但是產業進程卻困于投資瓶頸之中），也就沒有相應企業各自項目整合的“夙愿”和動因。

    第二， 產業整合和JDI的出現，首要目標是以保持、發展整個日本的半導體顯示產業為目的。現代電子業的核心組成包括的組分并不多：IC、面板和軟件是最大的三塊。做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產出國之一的日本，不可能看著面板產業衰退下去而不出手救援。JDI的成立，減少了內訌、構筑了統一的利益平臺，同時INCJ也為其提供了一筆不菲的資金支持。

    第三， JDI的出現，客觀上體現了面板產業技術型企業對資金的“迫切渴望”。這和京東方的發展瓶頸完全一致。導致JDI成立之前，日本半導體面板產品制造者資金缺乏的原因有三個：力量分散，不同企業各自為政；主要參與企業長期的業績低迷和虧損；銀行等金融支持者對該行業的風險持謹慎態度。而INCJ主導下成立JDI之后，這三個因素均大為改觀。加上日本企業固有的技術和產業鏈積累，JDI必然能夠迎來日本面板業第二春。

    由此可見，JDI明確具有和京東方幾乎一樣的模式特征：強力手段和市場機制的結合；技術和資金持有者利益的結合；產業的戰略利益和企業經濟利益的結合；市場活動主體企業，與產業或者政策活動主體之間的互動等等。

    JDI和京東方的經驗如果在做深層的挖掘，則可以看做是干預經濟對自由經濟學說的勝利，充分體現了全球化經濟背景下，國家經濟、國內一個產業的整體作為競爭主體，參與全球化分工中，強力手段、有形調控的必要性；同時，二者的經驗也是“國際產業競爭往往是戰略利益戰勝短期經濟效益的競爭”這條規律的體現，二者不約而同實現了長期的產業價值和短期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或者，更簡潔的說法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

京東方和JDI模式不是“特殊模式”

    京東方模式被認為是“后進追趕先進”的模式；JDI的實際作為，也體現了“落后者如何追趕領頭者”的載體價值。這就使得，很多人認為JDI或者京東方的成功過程之中的“強力干預因素”，是在“落后”這樣的特點條件下發揮作用的。這樣的分析，是錯誤的！

    JDI成立的背景是日本面板產業四分五裂、深陷虧損，韓臺巨頭紛紛超越，大陸企業雖然后發也升級勃勃的產業環境。這樣的環境對于日本獨立自主的半導體顯示產業是很危險的：為日本半導體顯示產業規避危險，實現再次的輝煌是JDI的核心價值。京東方創業的背景更是國際面板巨頭在產能、技術、投資、市場各個維度全面領先，國內顯示面板消耗產業：TV、PC、手機、平板電腦等大量進口、產業嚴重受制于人。這樣的環境下，京東方的宿命除了實現企業生存和發展，還肩負起整個民族顯示產業復興的大任。

    在以上兩者的競爭背景中，困難占據大比例；在二者的價值上“產業價值”占據巨大比例——這是許多人認為，對于京東方的政府資本支持，或者對于JDI的INCJ干預是“基于落后的現實”和“巨大產業價值”而成立的。但是，這樣的觀點卻忽視了產業自身的特點：高技術和高資金密集。

    高技術密集決定了“弱小者難以承受的創新風險”；高資金密集決定了“先進而‘恒強’的基礎”。如果這兩個瓶頸不被破解，那么“發展就是一個空洞”的話題。

    因此，京東方需要更多的資本主體，包括政府和銀行的支持：資金的充足，意味著研發后勁的加強，也意味著產能問題的解決。同樣的，JDI 的成立，特備是吸收索尼和松下OLED項目后，可以實現研發力量的集中、投入資源的集中，作為實際發起人和紐帶INCJ還可以直接提供資金支持，以及對于金融機構的信用保障。

    京東方和JDI的成功，就是創新研發與資本資金力量的有效整合。這種整合是高技術、高資金密集型項目能夠成功的前提。對于這些項目的實施，必須具有一個“強力”的支撐因素：對于京東方是政府，對于JDI是INCJ。這樣的行業理論，也適合于三星這類半導體和顯示面板巨頭：且不必說三星在追趕時期韓國政府的不遺余力的支持，即便是現在三星站在全球半導體和顯示面板第一的位置時，韓國政府每年給予這個行業的政策、資金支持也是數一數二的。

    三星等巨頭的產業模式也是強者的模式：只不過對于這樣的企業，強者的戰略“強力”更多的體現在自身的投入上，政府和外界干預比例更小；相比而言京東方和JDI在特殊背景下，弱者身份下，則自身造血功能嚴重不足，必須依賴于外界的強力干預和支持。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技術和資金雙密集性產業是一個需要“強力”支持才能成功的產業：無論這個強力來自于企業內部還是外部——單純的自由主義思想，缺乏干預主義的競爭邏輯，會是這些產業成功崛起的巨大障礙。同時，強力干預必須是符合市場規律的干預、符合技術規律的干預、必須不能剝奪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這樣的經驗，對于正在追求“產業升級”的中國經濟具有普遍的意義。

    目前，類似于INCJ這類的官民基金，作為日本產業經濟外部強力干預者的角色正在不斷放大：收購意大利的光伏電站、促進本國內鋰電池產業的整合、整合日本半導體IC制造產業、促進新型農業產業的開發、調整日本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支持……INCJ等相似的官民基金嫣然是一個小政府的姿態，是日本“這一輪產業調整和升級”的指揮者和中間紐帶。這一點頗值得國內對相應產業的國有企業砥柱地位、政府有效調控行為作比較性研究，并鞏固我們自己的經濟理論上的自信、經濟實踐上的自信：因為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在JDI這樣的項目上居然在向我們的京東方學習——哪怕是巧合，這種巧合也足以體現我們制度、理論和實踐的正確性、優越性。